进入21世纪以后，人类历史正在发生远超出20世纪想象力的最重大变局：一方面，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浩浩荡荡；另一方面，以美国为代表极力维护“一超”霸权的国际势力，不断制造“逆全球化”危机而致使历史的天空波诡云谲、扑朔迷离。与此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以不可逆转的方式，引领当代中国走向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纪疫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大变局必然引发思想上的大困惑乃至大混乱，思想舆论的斗争也会以十分尖锐而复杂的方式展开。“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成为今天的时代之问、世界之问，处在十字路口的人们需要拨云见日、登高望远。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铸魂、为时代把舵的重大战略。

一、应对复杂变局，化解重大风险

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是应对当前复杂多变形势的迫切需要。意识形态的根本属性是政治性，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坚持什么主义；是由谁执政、执政为谁、如何执政的根本性问题。面对不确定性日增的复杂局面，我们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通过强大的思想政治工作，保持战略定力，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告诫军队时指出的：“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面对意识形态领域尖锐复杂的斗争特别是‘颜色革命’的现实危险，面对艰巨繁重的军事斗争准备任务，面对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这场考试，我军政治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只能前进不能停滞，只能积极作为不能被动应对。”防控重大风险、维护国家安全已经成为与发展、主权同等重要的全局性问题。

现代意识形态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是国家统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担负着社会变革的先导、社会制度构建的法理依据以及社会价值共识的道义基础三项职能。由于当代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仍占据主导地位，因而意识形态就成为其维持世界霸权、通过“颜色革命”对别国搞政治颠覆的主要手段。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则是抵制西方“颜色革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方向不动摇的根本保障。

要对西方的“颜色革命”保持清醒头脑，首先要弄明白它的风险性在哪里。

尽管意识形态的功用在于为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服务，但其明确坚定的政治目的却依靠多种方式实施：既有政治意图较为明显的政治哲学方式，而更多的却是掩藏在非政治的形式中，主要以哲学、文学、艺术等看似非政治的学术思潮实行。最复杂的是以似乎赞同现行国家制度的方式进行颠覆。如黑格尔哲学，其对现存制度的颠覆性竟披上了“官方哲学”的外衣。恩格斯在明确指出“正像在18世纪的法国一样，在19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崩溃的前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4页）后，意味深长地提出，德国的专制主义统治者实在想不到，引领德国哲学变革的“黑格尔的体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推崇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在这些教授后面，在他们的迂腐晦涩的言辞后面，在他们的笨拙枯燥的语句里面竟能隐藏着革命吗”。然而实际上，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确是货真价实具有颠覆性的革命思想，一经点燃，便如火山爆发。革命的意识形态如此，当代西方推行霸权的“颜色革命”也是如此。这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注重防控包括意识形态风险在内的重大风险，特别警惕“黑天鹅”“灰犀牛”现象的原因所在。

“灰犀牛”现象生动体现了意识形态风险的基本特点和发生规律。大家都承认灰犀牛危险，可由于它体形庞大，行动迟缓，人们又一般意识不到威胁，往往容易熟视无睹，疏于防范。殊不知，灰犀牛一旦被激怒而发起攻击，就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让人们猝不及防。“灰犀牛”现象的可怕之处在于人们理性预判的危险和经验观察的现象存在反差，致使丧失对其蕴藏的重大风险的警惕，甚至把疏于防范视为当然，把“大概率”当作“可能不会”的侥幸心态，因而容易出事且不易从中吸取教训。

“黑天鹅”现象表现了与必然性没有直接联系的偶然性，而“灰犀牛”现象则表现出遭遇遮蔽的必然性。两者都是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重大风险。“灰犀牛”现象形象地展现了意识形态风险的特点，即集“一万”和“万一”于一身，往往在人们普遍熟视的“一万”假象中凸显“万一”，从人们“不觉”的心态中造成十分可怕的后果。意识形态的最大风险在于人们往往身处险境而不察，深受其害而不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意识形态关乎道路，关乎旗帜，关乎国家政治安全。必须从这一重大判断出发抓意识形态建设。

其一，严格区分政治原则、思想认识和学术观点三类不同性质的问题，旗帜鲜明批判、抵制各种错误观点。意识形态之争表面上看似乎只是文化争艳、学术争鸣、价值偏好和习俗风俗不同等，与国家政治安全不太相关。对于不同的思想观点，人们大都习以为常，甚至以“雅量”否定思想斗争；对于社会思潮尤其是学术思潮，人们喜欢“赶时髦”，却不善于从政治上加以分析；对于世界观的改造问题，往往容易视为敏感问题而极力回避。应该说，意识形态风险因此而有很大的藏身空间。实际上，把握学术观点和政治原则的界限尽管很复杂，但是否有利于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则是根本判断标准。只要最终落脚到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社会思潮和错误观点，都必须坚决批判抵制。

其二，弘扬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斗争精神，在思想舆论战场敢于亮剑，善于斗争。针对争当“雅士”“爱惜羽毛”，鄙视“战士”，逃避“斗争”的倾向，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两种‘声誉’”问题：“有人说要‘爱惜羽毛’，也就是所谓‘声誉’，那也要看看你爱惜的是哪家的‘声誉’，究竟是个人主义的、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会喝彩的‘声誉’，还是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的声誉？作为共产党人只能要后一种声誉。一心想着要前一种‘声誉’，那将是十分危险的！”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决不仅仅是个人的道德修养问题，而是政治立场的根本蜕变，是极其危险的政治变节。他不无担忧地指出：“事实一再表明，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我一直在想，如果哪天在我们眼前发生‘颜色革命’那样的复杂局面，我们的干部是不是都能毅然决然站出来捍卫党的领导、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诋毁、逃避思想舆论斗争，就是革命战争年代的战场逃兵，就是在决定胜败关键时刻的贪生怕死。

其三，落实意识形态工作的党委责任制，使之真正成为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要压实压紧各级党委（党组）责任，做到任务落实不马虎、阵地管理不懈怠、责任追究不含糊”。把意识形态工作党委主体责任制度化，使得这一工作任务明确，职责分明，没有可以任意模糊、相互推诿的空间。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思政课教育主阵地的建设，党委中心组学习制度的确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红色基因传承的工作体系，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全面推进等制度性设计在不断形成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