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养老事业指的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养老体系，而产业养老指的是以市场为主导的养老体系。长期以来，应对老龄化的战略方向主要集中在大力发展养老事业上。经过数十年的接续努力与不懈奋斗，我国逐步形成了广覆盖、兜底线、可持续的事业型养老体系。随着xxxx—xxxx年第二波“婴儿潮”的到来，我国进入加速老龄化阶段，养老压力前所未有。为更好地应对新一波“银发潮”带来的巨大冲击，必须在事业养老体系的基础上着力构建产业养老体系，形成事业养老和产业养老双轮驱动的新格局。产业养老体系核心就是银发经济。这一概念最早以xx世纪xx年代日本国家铁路创设的“银发座位”为原型，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了“银发市场”“银发产业”“银发经济”等概念。xxxx年欧洲议会将这一概念定义为“来自与人口老龄化和超过xx岁公众和消费者支出相关联的经济机会，以及与具体需要有关的支出”，横跨一、二、三产业。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发布的《中国老龄产业发展报告》预测，到xxxx年中国老龄人口的消费潜力将增长到xxx万亿元左右，占GDP比例将达到xx％。《xxxx中国银发经济行业调研报告》显示，xxxx年我国银发经济规模达x.x万亿元，而xxxx年市场规模达x.x万亿元。作为全省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我市加快探索产业养老新体系、推动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大势所趋也是当务之急。

一、全市人口老龄化阶段性新特征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至xxxx年xx月x日，全市xx岁以上老人为xxxxxxx人，占同期全市总人口比例的xx.xx％。其中，xx岁以上老人为xxxxxxx人，占总人口的xx.x％。在老龄化社会的国际标准中，社会人群中xx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xx％或xx岁以上人口占比达到x％即为老龄化社会，xx岁以上人口比例达到xx％为深度老龄化社会，而xx岁以上人口比例达到xx％为超级老龄化社会。对照这一标准，我市已经全面进入老龄化社会，正处于深度老龄化临界点并即将迈入深度老龄化社会，新的老龄化阶段催生新的老龄化特征。

老龄人口主要集中在低龄老人组。我市xx—xx岁组的低龄老人共有xxxxxx人，占全市所有老人的xx％；xx—xx岁组的中龄老人共有xxxxxx人，占全市所有老人的xx％；xx岁以上组的中龄老人共有xxxxxx人，占全市所有老人的xx％。在全年龄组性别比中，男性共有xxxxxx人，女性共有xxxxxx人，对应占比分别为xx.x％和xx.x％。与出生性别比男性显著高于女性不同，在xx岁以上的老龄人口中，低中高各年龄组中的老人女性都多于男性，而且年龄越大女性占比越高。当前低龄组老人群体集中对应于新中国第一波“婴儿潮”，即xxxx—xxxx年出生人口。接下来的新一波低龄组老人群体对应的则是新中国的第二波“婴儿潮”，即xxxx—xxxx年出生人口。与第一波“婴儿潮”对应的“银发潮”相比，第二波“银发潮”持续的时间更长，达到了xx年，而且涉及的规模更大，年均老龄化人口在xxxx万—xxxx万。较为幸运的是，在这两拨“银发潮”之间会有x—x年的间隔期，为缓解养老压力提供了宝贵的应对窗口期。期间，虽然老龄人口总量在快速扩张但以低龄老人为主，同时第二波“银发潮”处于起步阶段，尚不构成直接养老压力。在这一窗口期后，养老将会面临第一波和第二波“婴儿潮”叠加、第一波“银发潮”迈入中高龄阶段的双重压力。因此，应在这一窗口期内，全力推动银发经济快速发展，构筑起符合人口老龄化战略的产业基础。

老年人口分布呈现空间不平衡。老龄人口的分布呈现出显著的城乡差异。城乡不仅是一种地域概念，也是一种身份体系概念。虽然城乡的制度藩篱逐渐被打破，但在老有所养上依然打上了鲜明的城乡二元结构烙印。截至xxxx年末，全市常住人口中，城镇人口为xxx.xx万，占比xx.xx％，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居全省第一。在“城市—镇—乡村”的三分法层面，城市老龄人口共有xxxxxxx，占所有老人比重的xx％；镇老龄人口共有xxxxx，占所有老人比重的x％，城市与镇老龄人口合计约占xx％。乡村共有老龄人口xxxxxx，占所有老人比重的xx％。这意味着我市老龄化压力主要集中在城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