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国家安全观主题党课讲稿：总体国家安全观“五个统筹”理念的历史演变、内在逻辑与实践原则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系统回顾了国家安全重大理论创新、重大斗争实践、重大历史成就，提出了“五个统筹”重大论断，进一步丰富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内涵，将总体国家安全理论继续向前推进。“五个统筹”既是认识国家安全的世界观，也是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方法论，为我国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推进国家安全实践指明了方向。
一、“五个统筹”安全理念的历史演变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一个内涵丰富、开放包容、创新发展的思想体系。国家安全理论势必会随着国际形势、国内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展，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而不断丰富和完善。
（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五对关系”阶段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有着客观现实需要和深厚思想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外环境深刻调整，我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新的安全形势呼唤新的安全理念。从国际层面看，世界经济在深度调整中曲折复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蓄势待发，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国际矛盾和斗争更具尖锐性、复杂性、长期性。从国内层面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前景，但随着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国家利益迅速拓展，国家安全面临的压力前所未有，风险隐患陡增。同时，中华民族传统战略文化、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国家安全思想与实践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奠定了坚实基础。
2014年4月15日，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首次正式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并重点强调“五对关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这“五对关系”是构建中国国家安全体系的五组支架，构成了多层次、多类型、多领域的国家安全体系总体框架，反映了辩证、全面、系统的国家安全哲学，并深刻揭示了国家安全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内在逻辑。“五对关系”运用“既重视又重视”的表述，揭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整体统筹性，蕴含着系统性战略思维，成为“五个统筹”安全理念的雏形。
（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发展：“三个统筹”阶段
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迎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民族复兴战略布局相交汇的历史新时期。
“东升西降”“南升北降”趋势明显，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朝着于我有利的方向加速演进。中国崛起的“加速度”引起了美国的霸权恐慌，特朗普政府竭尽全力遏制打压中国，中美战略博弈不断升级，中国的外部安全环境更趋严峻。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发生根本性变化，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正成为新阶段国家安全工作变革的重要动力。[2]新科技在造福民生的同时，也蕴含安全失控、伦理失序等风险。同时，党内政治生态得到明显改善，然而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依然面临着复杂任务和严峻形势。成就与困难、机遇与风险并存，这些都为科学统筹各类安全领域的重大问题提出了更高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将“统筹发展和安全”作为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同时强调要在“五对关系”中统筹好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2018年4月召开的十九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坚持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形成了科学统筹国家安全的理论格局。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家利益至上有机统一。经过四年的探索与实践，总体国家安全观“三个统筹”理念得以形成。“统筹发展和安全”位居“三个统筹”之首，是国家安全的根本目的，体现了发展和安全“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指导思想，反映出国家安全位阶的大幅提升。“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位居“三个统筹”之中，是国家安全的基本领域，体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对具体安全领域、安全要素的重视。“统筹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位居“三个统筹”之末，是国家安全的实践方式，与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有效维护国家安全”相互呼应，体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认识升华，强调要增强国家安全工作的主动性、前瞻性，提升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能力。
（三）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完善：“五个统筹”阶段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非传统安全“逆袭”传统安全。世界经济深度衰退，全球化遭遇逆流，供应链、产业链危机不断，各国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排外主义抬头，全球治理供不应求、赤字凸显，地缘政治风险上升。拜登政府延续了对华强硬的战略方针，裹挟盟友构筑反华统一战线，中美矛盾有增无减、影响深远。中国虽然克服种种不利影响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全面脱贫攻坚的历史性目标，但“大而不强”的问题依然突出，短期内无法摆脱关键核心科技受制于人的困境；共建“一带一路”国际环境变数增大，海外人员和资产的安全风险激增；外部资本控制国内企业带来新的安全风险；各路“谋独”势力异常活跃，严重危害我国领土主权等核心利益安全。总之，我国将不得不在一个动荡不安的逆境中谋求自身发展。
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建议》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实施国家安全战略，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筑牢国家安全屏障”。2020年12月11日，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时提出“十个坚持”，并强调做好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强保障。2021年10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创造性提出“五个统筹”，即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开放和安全，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统筹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统筹维护国家安全和塑造国家安全，进一步丰富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内涵。
“五个统筹”的提出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又一重大理论进步，是我国基于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双循环发展格局建立所进行的适应性调整，标志着中国特色国家安全理论的日臻成熟。“五个统筹”相互联系、相互支撑，是在“五对关系”和“三个统筹”基础上的进一步阐述，进一步丰富发展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框架。值得关注的是，“统筹开放和安全”是国家安全理论的最新发展与飞跃，体现了在“双循环”背景下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经济格局和安全格局的重要意义。
二、“五个统筹”安全理念的内在逻辑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五个统筹”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客观、发展、全面、系统、普遍的哲学光芒。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出发点是“总体”，实践落脚点在于“统筹”。“统筹”在于通盘筹划、全面考虑、综合协调，强调全局观、系统观、融合观。“五个统筹”是伟大新时代的产物，同时又为新时代注入了新的内涵。
（一）统筹发展和安全是总体目标
深刻指出：“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3]统筹发展和安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立足于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和国家安全实践，以实事求是的精神作出的发展与安全理论创新。
1.“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内涵
统筹发展和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总体目标，具有整体统筹性，是新形势下构建“新发展格局”与“大安全格局”的重要战略思想。“安全发展”是民族复兴的必由途径，而“发展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本保障，二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之中。其中，“发展安全”既是一种新的发展观，又是一种新的安全观，还是“五个统筹”所揭示的重大治国理政理念，对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时代主题仍是战争与革命，因而强调“安全重于发展”。改革开放后的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相对注重“优先发展”。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性飞跃，日益复杂和严峻的安全问题成为影响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变量，离开安全谈发展或者离开发展谈安全，都是对“实事求是”这一根本政治原则的严重背离。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之初，统筹的是“发展问题”和“安全问题”，即我们既要解决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充分的经济领域问题，又要解决社会发展中内外威胁、影响稳定的安全领域问题，开始强调使用总体思维和系统思维统筹解决不同领域的问题。此时，发展和安全是相对独立的两个领域、两种概念，但在解决方式方法中要做到通盘考虑。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后，“统筹发展和安全”被确立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意味着“统筹发展和安全”不仅是安全领域的指导思想，还上升为经济社会领域的指导思想。此时，统筹的不只是两个领域的问题，而是要将“发展”和“安全”深度融合，强调我国经济迈上“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实现“安全发展”刻不容缓，其理论位阶日益凸显，内涵诠释愈加丰富深刻。
2.发展和安全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