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课讲稿：“第二个结合”与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
《诗经》有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冯友兰先生将其重述为“旧邦新命”，认为“就现在来说，中国就是旧邦而有新命，新命就是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旧邦新命的实践形态，“新命”体现了具有历史连续性的中华文明的现代重塑，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的。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以思想和文化主动阐扬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永恒魅力和时代风采，探究其何以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丰富的文化滋养，首先要回溯现代化进程中的“古今中西之争”，深思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文化综合创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破解现代化进程中的“古今中西之争”
近代中西文化比较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一种古今比较，彼时体现农耕文明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在面对启蒙以来的西方现代文化时陷入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境遇。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近代中国思想解放伴随着“古今中西之争”，伴随着对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的反思，中西之争实乃主张文化“全盘西化”与坚持文化本位主义之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古今之争，其间必然表现为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在深切批判专制迷信、反对旧道德与旧文学的浪潮中，倡导科学与民主的新文化运动对“古今中西之争”作出了回答，“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意义超出了科学知识或治理原则的范畴，具有使民众摆脱蒙昧的文化价值。其间亦有折中的“中体西用”之谓。学术界逐渐在走出中西差异或古今对立的思维模式中论证中国文化应当展现的现代图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实现现代转化加以内在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