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专题党课讲稿：从“两个结合”看中华文明和平性的传承与发展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华文明的和平性既来自中国传统文化追求和平、和睦、和谐的理想，也来自马克思主义追求人的和平相处与自由发展的理想，还来自中国共产党立足“两个结合”追求中国与世界和平的伟大实践，因而具有内生性、稳定性、传承性等特征，不仅为人类的和平理想注入了中国价值、中国精神，更为世界的和平实践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力量。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和平的理解与向往多有相容互通之处

中华文明是热爱和平、崇尚和睦、追求和谐的文明。早在先秦时期，中国人已孕育出爱好和平的情感信念，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学说。比如，儒家主张仁者爱人、以和为贵；道家推崇道法自然、无为无争；墨家强调兼爱相利、非攻尚同；甚至连以战争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兵家，也提倡上兵伐谋、非危不战。在之后的2000多年里，中国的和平观进一步吸纳了佛教等外来文明中的慈悲无诤、止暴戒杀等思想，并通过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途径渗入到中国人民的生活之中，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刻入到中华文明的基因之中。“和平”也由此上升为中国人的核心价值之一，塑造出中华文明“天下太平”的政治理想、“协和万邦”的处世之道。

正是基于对和平的坚定信念，无论是张骞通西域，还是郑和下西洋，中国带给世界的始终是和平与交流，而非战争与殖民。即使是在近代中国饱受欺凌的境况下，中国人民的和平信念也从未消退。正如孙中山所说：“盖吾中华民族和平守法，根于天性，非出于自卫之不得已，决不肯轻启战争”。中华文明的这种和平性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得到其他人类文明的感知与赞扬。例如，公元5世纪的亚美尼亚历史学家摩西在其《亚美尼亚史记》中表示，中国人“民性温和，不但可称为和平之友，还可称为生命之友”。近代英国哲人罗素认为：“如果世界上有‘骄傲到不肯打仗’的民族，那么这个民族就是中国。中国人天生的态度就是宽容和友好”。

然而在清末民初之际，由于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一度被一些人看作是中国落后的根源，而西方文明推崇的“竞争”“战争”则被视为社会进步的标志。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欧洲国家之间的野蛮厮杀震撼了世界，这种弱肉强食的“进步”观才遭到批判和反思，中国传统的和平观也因之再度得到重视与肯定，并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而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