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立党为公

（一）落实党的大政方针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方面存在的差距和问题：

对党中央最新精神和决策部署的学习领会不够及时深入，存在“等靠要”思想，结合实际创造性落实的力度不足。

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如区域协调发展、乡村振兴等）落地时，有时存在地方保护主义倾向，未能完全做到全国一盘棋。

对涉及长远利益但短期见效慢的中央部署，推进落实的积极性、主动性不够，存在选择性执行现象。

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的配套措施不够精准细化，有时照搬照抄上级文件，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对中央部署的重点工作，跟踪问效、督查考核机制不健全，导致部分任务“雷声大、雨点小”。

班子在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确保中央政令在本地区本部门畅通无阻方面，政治引领作用发挥不够充分。

对中央三令五申禁止的事项（如生态环保红线、耕地保护等），有时存在侥幸心理或变通执行的情况。

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维护国家安全等领域的责任落实不够到位，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有待加强。

对意识形态领域复杂斗争的严峻性认识不足，阵地管理存在薄弱环节。

向党中央看齐的意识需进一步强化，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保持高度一致的自觉性、坚定性有待提升。

（二）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方面存在的差距和问题：

对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学习不够系统全面，理解把握其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存在偏差。

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化为具体工作思路、政策举措和项目抓手的能力有待提高，存在学用脱节现象。

对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重点工作（如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科技自立自强等），研究谋划不够深入，推进措施不够有力。

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本地区本领域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时，有时存在“一阵风”现象，缺乏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的韧劲。

建立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的闭环管理机制不够完善，跟踪督办、效果评估不到位。

班子成员带头学习、带头宣讲、带头践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示范作用发挥不够充分。

对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研究解决不够及时有效。

在向干部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方面，方式方法不够生动鲜活，针对性、感染力有待增强。

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查找自身差距、校准工作方向的自觉性、主动性不足。

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国之大者”领悟不够透彻，未能完全将其内化为谋划推动工作的根本遵循。

（三）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服务服从大局方面存在的差距和问题：

在处理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关系时，有时过于强调本地区本部门的特殊性，存在本位主义思想。

在落实区域协同发展、对口支援、跨区域合作等任务时，主动配合、积极作为的意识不够强。

对需要牺牲局部短期利益以服务国家整体战略的事项，存在畏难情绪或执行打折扣现象。

在资源配置、项目布局等方面，未能完全跳出“一亩三分地”思维，存在重复建设、同质化竞争问题。

对中央宏观调控政策、产业政策等，有时从地方利益出发进行“变通”或“选择”，影响政策整体效果。

在承接国家重大改革试点任务时，存在“等政策、要资金”的依赖心理，先行先试、探索创新的劲头不足。

在维护市场统一、破除地方保护和行政性垄断方面，态度不够坚决，措施不够有力。

对国家层面部署的跨区域、跨流域生态环境治理等任务，协同推进机制不健全，存在“各扫门前雪”现象。

在应急管理、公共卫生等需要全国协调联动的事务中，信息共享、资源调配、行动协同存在梗阻。

对“全国一盘棋”重要性的宣传教育不够深入，部分干部大局意识、全局观念有待强化。

（四）对照岗位职责履职方面存在的差距和问题：

对班子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执行不够到位，有时存在职责交叉或责任真空地带。

班子成员对分管领域的职责边界把握不够清晰，存在越位、缺位、错位现象。

班子议事决策规则执行不够严格，有时以碰头会、汇报会代替正式会议决策。

班子成员深入基层一线调研指导、解决分管领域突出问题的频次和深度不够。

对班子成员履行“一岗双责”（业务工作和党风廉政建设）情况的督促检查不够经常、不够严格。

班子整体统筹协调、整合资源、推动落实的能力有待提升，存在工作合力不足的问题。

班子成员在推动分管领域工作创新、破解发展难题方面，锐气和担当精神有所减弱。

对干部队伍的日常教育、管理、监督不够到位，存在“重使用、轻管理”现象。

班子运行效率有待提高，有时会议多、文件多，但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情况依然存在。

班子成员主动向主要负责同志和班子集体汇报思想、工作情况的自觉性不够，沟通协调需加强。

二、关于为民造福

（五）坚持人民至上、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方面存在的差距和问题：

在制定政策、规划项目时，有时未能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存在“替民做主”现象。

对群众的安危冷暖、急难愁盼问题关心关注不够，主动发现、及时回应的机制不健全。

在资源配置上，有时倾向于“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对弱势群体、困难群众的倾斜保障不够。

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历史遗留问题、信访积案，存在畏难情绪，推动解决的力度不大。

政务服务“门好进、脸好看、事难办”的问题依然存在，服务效率和质量有待提升。

对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查处不够及时有力，群众满意度有待提高。

在推进城市更新、乡村振兴等工作中，有时未能充分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对新时代群众工作的特点规律研究不深，联系服务群众的方式方法比较单一、陈旧。

班子在带头弘扬密切联系群众优良作风方面示范作用不够突出，深入基层与群众同甘共苦不够。

对“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根本问题认识有时模糊，政绩观存在偏离群众需求的倾向。

（六）深入基层、联系服务群众方面存在的差距和问题：

班子成员下基层调研存在“走马观花”、“蜻蜓点水”现象，真正沉下去了解实情、解决问题不够。

调研点往往选择基础较好、交通便利的地方，深入困难多、矛盾突出、情况复杂的地方较少。

与群众面对面交流、心贴心沟通不够，习惯于听汇报、看材料，对群众真实想法和诉求掌握不全面。

对基层反映的问题和意见建议，有时批转办理了事，跟踪督办、推动解决不够到位。

建立常态化、制度化联系服务群众机制不够完善，如定期接访、包案化解、结对帮扶等坚持不够好。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拓宽联系群众渠道不够充分，对网络民意重视和回应不足。

在基层调研中，解决具体问题多，从个性问题中发现共性规律、推动面上工作改进少。

对基层干部和群众创造的好经验好做法，总结推广不够及时有效。

下基层有时讲排场、搞陪同，增加了基层负担，未能真正轻车简从。

班子成员与普通群众交朋友、结对子不够主动，感情上有距离。

（七）推动解决民生、信访、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方面存在的差距和不足：

对教育、医疗、养老、托育、住房等基本民生领域投入保障力度与群众期盼仍有差距。

在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方面进展不够快，城乡、区域间差距依然明显。

对就业、社保、救助等兜底性民生工作，精准施策、动态管理有待加强。

信访工作责任制落实不够到位，初信初访办理质效不高，导致重复访、越级访问题突出。

对信访积案化解攻坚力度不够，缺乏“啃硬骨头”的决心和有效办法。

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社会治安等问题，治理成效不够稳固，时有反弹。

在应对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事件中，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的能力有待提升。

对特殊困难群体（如残疾人、孤寡老人、留守儿童等）的关爱帮扶措施不够精准、不够到位。

民生项目有时存在重建设、轻管理、轻运营的问题，可持续性不足，未能充分发挥效益。

对群众通过各种渠道反映的急难愁盼问题，响应速度、解决效率有待提高，群众获得感不强。

三、关于科学决策

（八）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方面存在的差距和问题：

重大事项决策前调研论证不够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特别是不同意见不够广泛深入。

有时存在“一把手”先定调子、班子成员随声附和的现象，未能充分发扬民主。

班子会议议题有时临时动议，班子成员准备不充分，影响议事质量。

决策过程中，班子成员发表意见不充分，存在“随大流”或“沉默”现象。

对集体决策事项，有时存在执行中擅自变更或打折扣的问题，未能维护决策的严肃性。

决策失误责任追究机制不健全，导致“集体决策、无人负责”的现象。

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批评与自我批评“辣味”不足，未能真正达到“团结-批评-团结”的目的。

班子成员之间日常沟通交流、思想碰撞不够，未能有效凝聚集体智慧。

对需要向上级请示报告的重要事项，有时存在报告不及时、不全面的问题。

民主集中制相关制度规定学习理解不够透彻，执行中存在偏差。

（九）政策规划“翻烧饼”的问题：

因主要负责同志调整，发展规划、工作思路频繁变更，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

制定政策规划时，对上级精神理解不透，对本地实际把握不准，导致朝令夕改。

追求标新立异，热衷于提新口号、出新思路，对既定规划坚持不够，一任领导一套打法。

政策出台前评估论证不足，实施后发现不符合实际或效果不佳，被迫频繁调整。

受短期利益或舆论影响，对涉及长远发展的政策规划轻易变动，损害政府公信力。

不同部门制定的政策之间缺乏协调衔接，甚至相互矛盾，导致基层执行困难，被迫反复调整。

对政策执行效果的跟踪评估机制缺失，无法为政策优化提供依据，陷入“盲目调整”循环。

领导班子缺乏“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存在“新官上任三把火”、急于出显绩的冲动。

规划编制过程中公众参与不足，未能充分吸纳民意，导致规划落地时阻力大、调整多。

法律法规意识不强，有时以行政命令代替法定程序调整规划，留下后遗症。

（十）违反群众意愿不切实际决策的问题：

在城市改造、土地征收、项目建设等决策中，未能充分征求和尊重相关群众意见，搞强迫命令。

为了追求发展速度或形象，上马一些群众不认可、不支持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在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政策调整（如价格、收费、补偿标准等）时，听取民意不够，引发矛盾。

决策脱离地方实际和财力可能，盲目铺摊子、上项目，最终成为“半拉子工程”或沉重负担。

在推动农业结构调整、乡村建设等工作中，搞“一刀切”，忽视群众意愿和传统习惯。

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决策问题，未能及时纠偏，甚至为了维护所谓“权威”而坚持错误决策。

决策信息不公开透明，群众对决策背景、依据、过程不了解，导致误解和抵触。

委托第三方进行的决策咨询、风险评估有时流于形式，未能真实反映群众诉求和潜在风险。

班子决策有时被个别利益群体或专家意见所左右，未能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对决策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预估不足，缺乏有效的风险防控和补偿救济机制。

四、关于真抓实干

（十一）新官不理旧账方面存在的具体问题：

对上一届班子签约的合同、承诺的政策，以情况变化、历史遗留问题等为由不予兑现或拖延履行。

对前任启动的工程项目、民生实事，支持力度减弱，甚至搁置或改变原有方案。

对遗留的债务纠纷、企业改制、征地拆迁等问题，回避矛盾，不愿接手处理。

在机构改革、职能调整过程中，对原有工作衔接不够，导致部分工作断档、责任落空。

对群众反映的历史遗留问题，推诿扯皮，以“那是以前的事”为由不予解决。

在干部使用上，对前任培养或重用的干部轻易调整，影响队伍稳定性和工作连续性。

缺乏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对过去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总结借鉴不够。

在审计、巡视巡察指出涉及以往任期的问题整改上，主动性、彻底性不够。

政务诚信意识不强，损害了政府公信力和营商环境。

未能建立健全有效的历史遗留问题排查化解机制。

（十二）急功近利、盲目蛮干、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问题：

为了短期内出政绩，超越发展阶段和财力可能，盲目举债搞建设、上项目。

在招商引资中，给予不切实际的优惠政策承诺，增加未来财政负担和风险。

通过虚构项目、包装项目等方式违规融资，变相增加隐性债务。

利用政府购买服务、PPP模式、政府投资基金等名义，违规承诺固定回报或兜底安排。

对政府投资项目缺乏科学论证和严格预算约束，导致投资失控、形成债务。

对债务风险认识不足，存在“重借轻还”、“新官不理旧账”思想，债务雪球越滚越大。

在化解存量隐性债务过程中，方法简单，甚至出现“化债不实”、“虚假化债”问题。

缺乏长远规划和战略定力，产业发展、城市建设等方面存在短期行为。

对中央关于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决策部署落实不到位，打擦边球、搞变通。

债务管理机制不健全，底数不清、监管不力，风险隐患较大。

（十三）弄虚作假方面存在的具体问题：

在统计数据上搞“数字造假”，虚报瞒报经济指标、民生数据等。

在招商引资中虚报项目投资额、签约数，搞“注水招商”、“纸上项目”。

在环境监测、安全生产等领域，伪造、篡改监测数据，隐瞒真实情况。

在落实上级督查检查考核任务时，搞“材料美化”、“盆景打造”，掩盖实际问题。

在汇报工作、宣传成绩时，夸大其词、报喜不报忧。

在民生工程验收、项目审计等环节，搞形式、走过场，掩盖质量或资金问题。

对群众反映的问题，敷衍塞责，搞“虚假回应”、“承诺不兑现”。

在干部选拔任用、评优评先中，搞“材料政绩”，甚至弄虚作假。

对弄虚作假行为查处不力，甚至纵容、包庇，助长不良风气。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不够，存在“唯上不唯实”的错误倾向。

（十四）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问题：

热衷于建设大广场、大公园、大场馆等标志性建筑，忽视实用性，造成资源浪费。

在城市建设和改造中，过度追求“高大上”、“亮化美化”，脱离实际需求和群众生活。

不顾条件盲目搞“造城运动”、新区开发，导致大量土地闲置、房产空置。

在乡村振兴中，片面追求“刷白墙”、“种景观树”，搞“面子工程”，对产业培育、环境整治等实功着力不够。

为了迎接检查、参观，突击打造“示范点”、“样板间”，无法复制推广。

重复投资建设功能相近的公共设施，追求“人有我有、人优我更优”，造成重复浪费。

在产业发展上，盲目跟风上马热门项目，缺乏科学论证和市场分析，最终“昙花一现”。

将大量资金投入到少数几个“亮点”项目，挤占了本应用于普惠性民生项目的资源。

决策过程中“长官意志”明显，缺乏科学论证和民主决策，个人喜好代替群众需要。

对“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危害性认识不足，甚至将其视为“敢作为”的表现。

（十五）畏难避责、斗争精神不强的问题：

面对改革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历史遗留问题等“硬骨头”，存在畏难情绪，不敢碰硬。

在推动重点工作、落实重大任务时，遇到阻力就退缩，缺乏攻坚克难的勇气和韧劲。

对分管领域或职责范围内的风险隐患，心存侥幸，不敢主动排查、果断处置。

在原则问题上不敢斗争，对错误言行、不良风气听之任之，当“老好人”。

在推动工作落实中，遇到部门协调难、资源整合难等问题时，不愿牵头负责、主动协调。

对工作中出现的失误或问题，习惯于推卸责任，不敢担当。

缺乏“钉钉子”精神，工作抓而不紧、抓而不实，虎头蛇尾。

在应对突发事件、复杂局面时，惊慌失措，不敢果断决策、靠前指挥。

对干部队伍中存在的“躺平”、“佛系”等现象，批评教育、管理约束不够严格。

班子整体攻坚克难、啃硬骨头的锐气和斗志有所消退，存在“求稳怕乱”思想。

（十六）工作方法简单、搞“一刀切”的问题：

在落实上级政策时，不结合本地实际和发展阶段进行细化、转化，简单照搬照抄文件要求，导致政策水土不服。

在推进某项重点工作或专项整治时，不考虑地区差异、行业特点、对象不同，制定“统一标准”、“统一时限”、“统一模式”要求，强令执行。

在环保、安全、土地等领域的督查整改中，有时采取“一律关停”、“先停再说”等简单粗暴方式，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和群众生活。

在基层治理和城市管理中，对复杂问题习惯于发布“禁令”或采取“运动式”整治，缺乏精细化、差异化的管理措施。

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或淘汰落后产能时，有时采取“一刀切”的行政命令，未能充分考虑企业实际情况和转型路径，造成“误伤”。

在考核评价下级单位或干部时，指标设置过于单一或僵化，未能充分考虑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基础条件和功能定位差异。

在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或复杂矛盾时，缺乏耐心细致的调查研究，试图用“一个方案”解决所有类似问题，导致新问题产生。

在要求基层报送材料、数据时，格式、时限要求过死过急，增加基层不必要的负担，催生形式主义。

在推广某项经验或模式时，不考虑适用条件，强行要求全面铺开、复制，导致资源浪费和效果不佳。

面对新情况新问题，习惯于沿用老办法、旧思维，缺乏分类指导、精准施策的意识和能力，创新工作方法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