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八项规定”的纠风机制与腐败治理机制创新探究报告

实践表明，执政党内外的不良风气是一个国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温床。自20xx年xx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制定并模范践行“八项规定”x年多以来，“八项规定”在事实上改变了当代中国的党风、政风和民风，赢得海内外舆论和人民群众的广泛好评。中共中央政治局模范践行“八项规定”为何能够在党内乃至全社会产生强大的示范效应，为何能够改变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态？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却蕴含着深刻的理论逻辑和历史依据，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这样的老党、大党从严治党的特点和规律，又吸取了世界其他执政党治理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的经验教训，体现了政党政治的一般规律。当前学界对于中共“八项规定”的研究主要限于践行的措施和具体经验的研究以及其政治效应、经济效应、社会效应的研究。学界研究了其可行性和有效性，却很少探究其必然性和规律性。应该看到，党的十八大以来，治理不正之风和反腐败以及净化政治生态的“中国经验”的价值不可低估。因此，当前持续践行“八项规定”精神，仍然需要深入挖掘党的十八大以来贯彻落实“八项规定”精神的丰富实践经验，从学理层次深入探究其背后的理论逻辑，探究在党内外净化和重构政治生态的规律性，并针对“四风”问题和腐败现象的变异特征创新腐败治理机制，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持久地走向深入，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和加强党内监督的战略部署。

一、中共以“八项规定”为切入口顶层设计纠风机制与腐败治理机制的理论逻辑

中共中央“八项规定”及其相关措施（包括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以及相关制度规定的贯彻落实）既遵循了现代文明国家政党政治运行的一般规律，也是治理腐败一般规律的体现，实现了纠风机制和反腐败机制的理论创新。机制原本是指机器的构造和动作原理。腐败治理机制则是指在社会领域治理腐败现象的各种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运作原理，它包括预防腐败机制和惩治腐败机制两个方面及其相互关系。

（一）以“八项规定”为切入口治理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是对现代文明国家中政党政治一般规律的遵循从性质上看，中共“八项规定”属于执政党用以规范领袖集团工作和生活行为的党内法规。列宁曾经就现代文明国家的政党政治现象指出：“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来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就阐述了领袖集团、政党、阶级和群众之间相互关系的原理，揭示了现代文明国家政党政治的一般规律。党是阶级的先进觉悟阶层，是阶级的先锋队，而革命领袖集团在政党组织体系中发挥着领导和示范作用。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织体系中，领袖集团的作风状况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同志又是全党的表率。”有的学者认为：“八项规定”顶层示范是一种魅力型领导方式的开始，可以为新一届党和政府赢得合法性。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来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影响力主要依靠真理力量和人格力量。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但要有强大的真理力量，而且要有强大的人格力量；真理力量集中体现为我们党的正确理论，人格力量集中体现为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因此，习近平同志针对中共党内存在的作风问题要求：“全党看着中央政治局，要求全党做到的，中央政治局首先要做到。”从党内外查处的大量腐败案例表明，党员干部腐败行为的发生普遍遵循由量变到质变的规律。习近平同志指出：“‘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一个人腐败堕落，往往是从贪占‘小便宜’开始的。分析近年来查处的典型腐败案件，都有一个量变到质变、小节到大错的过程。”正是基于现代文明国家中政党政治的一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建设和实施领导的原理以及腐败行为发生的规律，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把模范践行“八项规定”作为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和防治腐败现象的切入口。习近平同志指出：“改进工作作风的任务非常繁重，中央八项规定是一个切入口和动员令。中央八项规定既不是最高标准，更不是最终目的，只是我们改进作风的第一步，是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应该做到的基本要求。”这就表明了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集体治理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的顶层设计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