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百年变局下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及其应对策略的思考
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与百年变局的交织影响，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增多、竞争性风险增强、综合性风险增长，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更加激烈。境外敌对势力以网络为切口，恶意诋毁抹黑我国的发展问题，与我争夺人心；西方错误思潮借助网络平台放大扩散，导致主流意识形态权威被消解；网络算法推荐构筑的“信息茧房”，阻隔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境外敌对势力为遏制我国发展，掀起逆全球化潮流，加大了对我国网络技术的封锁和打压。于变局中开新局，必须坚持发扬斗争精神、强化网络阵地建设、规范网络算法驱动、加强技术自主创新，以切实维护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使互联网成为当代中国的最大增量。
“当今世界，意识形态领域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无处不在，政治领域没有枪炮的较量一直未停”①。百年变局下，我国发展的内生性风险与外源性风险叠加激荡，势必会辐射到网络意识形态领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互联网这个战场上，我们能否顶得住，打的赢，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②。将百年变局作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重要坐标，剖析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所面临的新境遇并探讨对策，对于打赢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维护国家安全和政权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一、百年变局下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新特点
中西方道路和制度的根本不同，决定了意识形态矛盾的不可调和性。百年变局下，中西方力量的变化迎来了新的较量，网络由于其具有无界性、隐匿性等特点，成为了各国意识形态竞相争夺的主战场，这种变化使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呈现出新特点。
（一）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不确定性风险增多百
年变局下，中西方的力量对比进行了深刻调整，“东升西降”的历史趋势愈加明显，这引起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警惕。为维持霸权地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奉行“遏制中国”的战略，使中西方关系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带来了诸如生命风险、债务风险、金融风险在内的一系列风险，为进入变革动荡的复杂局势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加之西方国家掀起逆全球化潮流，使全球产业链与价值链面临断裂风险，贸易保护政策的实施，将打破原有的供给格局，加剧局势的紧张。但大国与大国之间核力量的威慑，使大国之间直接爆发热战的可能性降低，国与国之间的较量继而转向意识形态领域。网络由于其本身具有的无界性、隐匿性、多元性、突发性等特点，成为了各国进行意识形态较量的主阵地。随着全球赋能，万物互联时代的发展，“网络已是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③百年变局下的诸多风险点也会随网而生，因网而散，从而导致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不确定性风险增强。
（二）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竞争性风险增强
新时代十年，党和国家于变局中开新局，团结带领各族人民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新范式，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使西方世界的“丛林法则”失效，这引起了西方敌对势力的焦虑和恐慌，西方国家为维持其原有的地位和影响，不惜一切手段遏制我国发展。2022年，美国白宫发布
《2022年国家安全战略》，明确将中国列为“首要竞争对手”及“最大地缘政治挑战”，我国发展受到的外部阻力越来越大。竞争性风险的增强同样也表现在网络意识形态领域中，一是“问题之争”日益成为中西方意识形态斗争的焦点。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凸显，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不断变换手法，企图以互联网为依托，恶意炒作我国的发展问题及民生问题，以此激化我国的社会矛盾。二是网络核心技术领域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美国在《2022年国家安全战略》中明确提出，要加强出口管制和投资筛选机制，以确保其与盟国的基础技术、核心数据安全，保证战略竞争优势，这意味着网络技术竞争性风险进一步增强。百年变局下，西方敌对势力将我国列为首要竞争对手，进一步升级竞争手段，其根本目的是企图利用极限施压手段延缓我国发展进程。
（三）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综合性风险增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形势下我国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面临的威胁和挑战增多，特别是各种威胁和挑战联动效应明显”①。互联网的普及打破了国际与国内、线上与线下、虚拟与现实之间的界限，不同领域风险的界限也随网而破，联动效应明显。一方面，百年变局下产生的诸多风险的叠加转化，可能会映射到网络中而导致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综合风险的产生。另一方面，网络的交互性促使网络意识形态风险与其他领域风险相织相融，又可能会衍生出新的风险，如错误网络思潮诱发的政治风险、极端舆论诱发的社会风险等，这些风险联动效应明显增强。再者，网络与现实的转化性使网上网下的联动效应增强，现实世界的消极因素通过网民映射到网络中，网络又导致消极因素放大扩散，转而反馈到现实世界中。这些不同领域、不同类别的风险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相互促进，极有可能导致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综合性风险增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述，“在信息时代，网络安全对国家安全牵一发而动全身，同许多其他方面的安全都有着密切关系”。
二、百年变局下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新风险
随着信息技术和大国较量的深化发展，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新风险新挑战，即西方敌对势力的“强势渗透风险”、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消解风险”以及“传播阻隔风险”、逆全球化下西方国家的“技术遏制风险”，这使得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更具挑战性。
（一）强势渗透：由“制度之争”转向“问题之争”新时代十年，我国在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百年变局中的优越性得到充分彰显。但在“国际上，西方敌对势力一直把我国发展壮大视为对西方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威胁，一刻也没有停止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③。在国内，“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躲不开、绕不过”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突出，城乡差距较大、阶层分化、教育不公平等问题客观存在。现实问题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存在一定落差，西方敌对势力将发展问题与民生问题肆意夸大扭曲，“千方百计利用一些热点难点问题进行炒作，煽动基层群众对党委和政府的不满，挑动党群干部对立情绪，企图把人心搞乱”⑤。
这主要表现在西方敌对势力双向控制信息流以及培养忠实的网络代言人两个方面。双向控制信息流，即传播妨害中国发展的不利信息，阻断中国发展的有利信息。如西方部分媒体恶意剪辑、炒作和报道不实信息，企图抹黑我国的国际形象，如BBC对新疆的造谎运动，“这场持续不断针对新疆的造谎运动，本质上是美西方为了‘以疆制华'，以己度人打造的邪恶叙事”①。如“美国社交媒体巨头推特公司公然宣布删除超过17万个与中国'国家当局相关'的账号，诬称这些账号用于散播有关新冠肺炎疫情、香港局势等问题的虚假信息”②，公然阻止我国有利信息的输出。培养忠实的网络代言人，即通过网络大V，网络公知等形象包装，在网络平台站在亲美和反中的角度污名化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暴露的问题，如在网络平台上宣扬西式民主和西式自由等，打着“原来美国是这样”等旗号去美化西方，污名化中国，宣扬西方意识形态。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境外敌对势力加大渗透和西化力度，境内一些组织和个人不断变换手法，制造思想混乱，与我争夺人心”。
（二）权威消解：网络错误思潮消解主流意识形态根据《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2》，截至2022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5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4.4%。传统信息时代，信息匮乏，信息传输具有时空局限，人们获取信息和表达信息的渠道较为单一，主流意识形态占有绝对的权威地位。随着互联网的应用和普及，从根本上改变了信息匮乏的局面，在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是信息员、人人都有麦克风，信息技术的发展极大的丰富了信息资源，拓宽了信息获取和表达渠道，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地位。此外，百年变局和信息大爆炸背景下，人们由于知识背景、发展环境等的不同，加之各种信息的碰撞交融以及西方敌对势力处心积虑传播西方的价值理念，使得不同认识主体的认识差异进一步放大，多元主体围绕个人价值表达进行激烈碰撞，这在一定程度上为网络错误思潮的产生和放大提供了条件。
近年来，西方错误思潮借助网络平台放大扩散，不断挤压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的权威样态。充斥在互联网上的西方错误思潮主要有消费主义思潮、泛娱乐化思潮、极端个人主义思潮等。这些错误思潮企图通过价值输出，干扰中国网民，尤其是青年一代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进而削减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与权威性，从而达到“和平演变”的目的。例如消费主义思潮，即消费至上，通过消费来实现自身价值和身份的认同。具体表现为通过网络借贷和金融工具超前消费，在自媒体平台为获取满足感进行炫耀消费和攀比消费等，这与主流意识形态“勤俭节约、量入为出”的消费观念相背离。泛娱乐化思潮，即娱乐至上，通过娱乐修饰和加工，将原本不具娱乐属性的产品娱乐化，以强烈的感官刺激满足人的需要。具体表现为在网络上采用剪辑、修饰、移植等手段，将不具备娱乐属性的信息或产品娱乐化，泛娱乐化思潮直接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和严肃性，等等。此外，曝隐私、揭内幕、蹭流量、秀下限等网络负能量也时常涌现，网络负能量和网络错误思潮的叠加交织，共同消解主流意识形态。
（三）传播阻隔：网络算法推荐构筑的“信息茧房”网络算法推荐，即通过搜集用户的浏览痕迹、使用偏好、时间足迹等个人偏好，通过资源整合和分析，为用户推送个性化内容，以通过信息技术实现供需的有效对接。算法时代，个人偏好和有效需求被捕捉，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精神生活，促进了生活的便利化。但算法推荐技术也容易构筑“信息茧房”，加剧“圈层极化”，易被“资本操控”，从而阻隔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
一是“信息茧房”效应阻隔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效能。网络算法推荐机制下塑造的“个性化”定制信息，会导致用户无法接收到其偏好以外的信息，单向、同质、重复的信息推送，导致用户陷入“信息孤岛”，影响用户进行客观的价值选择和价值判断。百年变局下，西方敌对势力必将利用其算法技术优势加大对我国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若用户被其推送的信息吸引并长期浏览关注，则无法接收主流意识形态的灌输。二是“圈层极化”效应加剧主流意识形态认同难度。网络算法技术会不断优化推荐功能，实现信息的精准捕捉和精确推送，这将导致用户的价值选择和价值判断不断固化，使受众无法接纳其他观念，甚至产生排异心理，最终诱发个体与个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对立和分化。同时，具有相同兴趣和观点的人也易在网络产生联系，发生聚集效应，加固原有认知，从而加剧主流意识形态认同难度。三是“资本操控”现象挤压主流意识形态生存空间。算法推荐机制可以直接根据用户偏好创造需求，引导消费，促进供需的高位嫁接。这种供需的高效嫁接赋予算法工具一定的变现能力，算法推荐机制下创造的巨大信息流和现金流，会导致资本操控算法。资本操控下的算法推荐机制通过信息和技术操控人性，攫取利益，使算法开发者和算法受众在利益趋势和信息诱导中丧失理性，“利益至上”“流量至上”等不正之风充斥网络空间，不断挤压主流意识形态的生存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