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引了中国人的目光。很多文化人立即关注俄国的变化，并介绍俄国的情况，从而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我们常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其实，早在1898年，上海就出版了一部系统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中译本著作《泰西民法志》。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文章介绍马克思。很多在日本留学的青年，受到世界进步思想的影响，使日本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渠道，很多马克思主义的译著纷纷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得到进一步的传播。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的影响在哪里呢?第一，使中国人看到了一个现实的工人阶级的政权，呈现在世人眼里的社会主义，已经不仅是学说，而是成了实际的存在；第二，苏俄政府于1919年7月25日和1920年9月27日，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皇俄国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虽然当时和后来都打了很大折扣，但确实使当时的中国人大大增加了对苏俄的好感；第三，苏俄政府以及1919年建立的共产国际，加大了对中国的工作，有组织地派人来中国，接触知识分子，介绍俄国情况和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学说。特别是十月革命中，在俄国的近50万华工中，一部分人响应当地布尔什维克组织的提议，组成了一支2000多人的华工队伍，编入红军第三集团军第29步兵师，命名“中国团”，番号225团。随着一战结束，4万多华工回国，通过他们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国内讲述了十月革命之后俄国的变化，促使“走俄国人的路”成为广大中国人民的心声，十月革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

所以，十月革命之后，尤其是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兴起了一股介绍、研究俄国经验的热潮。以《共产党宣言》为代表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著作得到翻译、发表和出版，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在各地建立。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李达、邓中夏、蔡和森、恽代英、瞿秋白等一批先进分子相继选择马克思主义。

（三）五四运动的爆发。

鲁迅1923年出版的一本批判小说集《呐喊》，被称为惊醒当代寂寞文坛的呐喊，五四运动，就是近代中国一声巨大的、震醒国人甚至震动世界的呐喊。五四运动，直接源自中国山东问题。长期以来，许多人、许多教科书，把批判的矛头指向英美，其实，祸首应是日本。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始持中立态度。1917年8月14日北京政府对德国和奥匈帝国宣战。大战期间，日本借应协约国邀青参战之机，出兵中国山东，强占胶济铁路和青岛，并向袁世凯递交《二十一条》，迫使其签署《中日民四条约》，允诺日后承认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利益让与日本。

1919年1月至6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举行“和平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也派出代表团出席会议。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根据国内研究的结果，提出7项议题，其中以直接归还山东和取消“二十一条”为迫切要求。然而，日本全然无视中国也是战胜国的事实，蛮横地要求无条件接管德国在胶州湾租借地、胶济铁路以及在山东的一切其他权利。英、法战时即与日本签有密约，美国虽曾为中国说话，并设法斡旋，提出了多种方案，但为避免会议破裂，最后也屈从于日本要求。列强一致向中国施压。同年4月30日，英、法、美三巨头作出最后决定，将战前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权益“放弃以与日本”。

消息不断传到国内，引起社会高度关注。5月3日，1000多名学生代表举行大会，声泪俱下，要求拒签和约。

5月4日，北京十几所学校的3000余名学生齐集天安门前举行示威。下午2时，学生游行队伍从天安门出发，前往各国驻华使馆区东交民巷，向多国使馆递交陈词，遭到拒绝。学生等候无果，就前往外交部和曹汝霖（时任内阁交通总长，因在外交部时几次丧权辱国向日本人借钱，还是二十一条谈判参与者，被视为亲日派、卖国贼）住宅。随后发生火烧赵家楼事件。原先观望的警察随即干预，拘捕了32名学生。

5月5日，北京各大专院校开始总罢课，要求释放学生。6月3日起，北京学生重新走上街头。6月5日起，上海工人自动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北京、唐山、汉口、南京、长沙等地工人也相继举行罢工，许多大中城市的商人举行罢市，形成罢工、罢课、罢市的“三罢”高潮，并扩展到20多个省区、100多个城市。工人阶级第一次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

1919年6月28日，巴黎和会的最后一天，也是全体战胜国在和约上签字的一天，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代表没有出席会议。这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第一次向列强说“不!”（拓展内容：由于中国代表团没有签字，山东问题未能在巴黎和会上得到解决。于是，1921—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再次讨论山东问题。在美英斡旋下，中日两国经过30多轮艰苦的谈判，于1922年2月4日签订了《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及其附约，山东问题基本依照巴黎和会的中国方案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

五四运动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它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运动，是近代中国人民伟大觉醒的标志。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文在中国的传播和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干部上做了准备。所以，党史和近代史均界定其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二、中国共产党的伟大诞生

五四运动后，国内的政治气氛更加活跃。组建各种团体，并进而成立政党，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政治现象，也是孕育出中国共产党的中国本无现代政党。

（一）早起党组织的建立。

中国古代倒有“朋党”一词，那时的所谓“党”，有结党营私之意，是贬义的。但到19世纪70年代，西方政党理念传入中国，一批进步人士认为，为了监督政府，改造社会，必须建立政党。为了与贬义的“朋党”相区别，开始都叫“会”“社”，后来逐渐使用“政党”概念，并说明了政党与“朋党”的区别，一些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也认为，要改造中国，就要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资料表明，早在1912年3月31日的《民权报》上，就曾刊登了一则《中国共产党征集同志》启事。事实上，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共产党成立前后，中国曾出现过多个“共产党”，虽然具体数目已经无法考究，但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1920年初，李大钊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中，公开号召仿效俄国，在中国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相传，同年1月，陈独秀离开北京南下，李大钊用骡车送陈独秀去天津转上海，两人在车上商讨了成立共产党的事宜。后来，便一直有“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说。

同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派遣全权代表维经斯基来到中国，会见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商议成立中国共产党事宜，对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工作给予具体的帮助。共产国际在上海成立了东亚书记处，在若干城市建立起革命局，形成了一个组织系统，专事开展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工作。

1920年8月，在上海黄浦区南昌路100弄2号，原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与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人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

从1920年8月到1921年春，中国国内先后有6个城市建立起共产党早期组织，其成员逐步增加。在旅日、旅法的华人中，也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

在党正式成立之前，这些早期组织没有统一的名称，有的称“共产党支部”，有的称“共产党小组”，有的直称“共产党”。从性质和特征方面来看，它们都是后来正式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和先驱者。过去党史上曾经统称这些组织为“共产主义小组”。但其实，当年并没有多少组织叫这个名称。如上海的党组织，一成立就叫“中国共产党”，而且还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所以，现在我们党史上均改称它们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

当时，共产党早期组织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活动，主要是四个方面：一是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二是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论战；三是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四是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1920年8月22日，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下，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北京、武汉、长沙、广州等地也先后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11月，成立了团的临时中央局，俞秀松为（1916年考入浙江第一师范，五四运动杭州学生领袖）书记）。这些斗争活动有力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进一步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做了充分的准备。

排难历险齐聚上海。

1921年夏季的上海，濡湿闷热。一位化名为安德莱森的外国人，搭乘“阿奎利亚”号（Acquila）轮船经过一个半月的航行，途经新加坡于6月3日来到上海。他正是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代表——马林（原名：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在此前后，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也来到了上海。

他们很快与主持上海党组织工作的李达、李汉俊秘密取得了联系，通过多次约谈，了解到中国先进分子筹建共产党的具体情况，判断条件已经成熟，应当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和宣告成立中国共产党，便提出了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于是，李达、李汉俊立即写信，函告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让每地速速选派两名代表赶赴上海开会。同时，考虑到各地代表开上海的路途遥远、经费困难，便从马林带来的活动经费中为每位代表寄出100元当做路费。

出席会议的代表一共13人，他们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受陈独秀派遣的包惠僧。他们代表着全国58名党员。另有共产国际的两位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参会。根据当时一份档案记载：“代表大会定于六月二十日召开，可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代表，直到7月22日才到上海”。居住在上海白尔路389号（后改名蒲柏路，今太仓路127号）私立博文女校。因为当时的通信和交通条件制约，全国代表聚在一起很不容易，这里还是给大家从另一个侧面介绍一下这些平均年龄28岁的代表们：

“五四运动”中以组织学生运动出名的张国焘24岁，为了筹备这次会议，提前由北京南下上海，是代表中第一个达到的。他一到上海就直奔环龙路渔阳里2号，拜访了李达和李汉俊，他是这样描述两个人的“李达是一位学者气息很重、秉性直率的人，有一股湖南人的傲劲，与人谈话一言不合，往往会睁大双目注视对方。他的简短言辞，有时硬的像钢铁一样”“李汉俊也是一位学者型的人物，可以或是我们中的理论家，对于马克思经济学说特别有兴趣。不轻易附和人家，爱坦率表示自己的不同见解，但态度雍容，喜怒不形于色。”来到博文女校，环顾同仁们，有一位湖南年轻人走进了他的视线，在《我的回忆》中，他描述对这位湖南人的初次印象，“毛泽东身着长布衫，脱不了湖南的土气，是一位较活跃的白面书生。他健谈好辩，与人闲谈常设计陷阱，让对方不留神而陷入自相矛盾的窘境”。他不会想到，十几年后他们的政治人生会发生怎样的激烈摩擦。同为北京代表的刘仁静实在6月底才动身，参加完少年中国学会的南京年会后，才到上海的。

最年长的前清秀才何叔衡已经45岁了，他和28岁的毛泽东一道，于6月29日那个黑云蔽天的夜晚悄悄从长沙赶赴上海。为了保密，他俩甚至没有告诉特来送别的好友谢觉哉此行的目的。当日，谢觉哉在日记里记下：“午后6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这五个圆圈，谢觉哉后来解释说是“共产主义者”，当时他怕泄露信息，故以圆圈代替。）1952年，谢觉哉追忆了毛泽东和何叔衡离开长沙时的情景。他写道：“一个夜晚……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到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与会代表中，水族人邓恩铭刚年满20岁，还是山东省立一中的一名学生，他与王尽美一起作为山东代表比较早地来到这里。1921年春，王尽美即发起创建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山东党组织最早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他于1925年因积劳成疾而辞世，成为中共一大代表中最早为革命献身的志士。

董必武与陈潭秋作为武汉代表秘密赶赴这里。在同仁眼里，董必武为人淳朴，蓄着八字式的胡子，活像一个老学究，在谈吐中才表现出革命家的倔强风格。28年后，董必武和毛泽东一起，成为这群年轻人中参加开国大典的两位中共领导人。

周佛海是唯一从日本鹿儿岛赶回来的“一大”代表，他身上的湖南土气早已消失殆尽，言行风流潇洒，倒像个老上海了。包惠僧是一位初出茅庐的新闻记者，他受陈独秀派遣出席了大会，多年后大家还在为他的代表权问题而争论。

与住在博文女校的这9名代表（李达、李汉俊、周佛海三人居上海公寓）相比，有一个人的装束却极为时髦入流，他西装革履，打着领带，花钱也十分阔绰。这位名叫陈公博的广州代表，他偕妻子住在繁华的南京路大东旅社，仿佛此行不是来开会的，倒更像是两人的蜜月旅游，他也是大概在7月22日，最后一个到达的。

这是一次表面看来毫不起眼的会议。与这次会议失之交臂的李大钊和陈独秀或许没有预测到，这次会议被后来的历史赋予了多么重要的意义。当时，陈独秀因刚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不久，事务繁忙，无暇赴会，于是委派陈公博代表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包惠僧为私人代表去了上海。儒雅温和的李大钊时任北大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校务格外繁忙，而且，还要全力领导已持续几个月反对北洋政府拖欠教育经费的“索薪斗争”，实在分身乏术。当然，陈独秀、李大钊虽然没有出席中共一大，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两人在中共创建史上主要创始人的历史地位。

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会址就在李汉俊和他的胞兄李书城的住宅里，位于法租界贝勒路、望志路（今黄陂南路、兴业路）交叉口的树德里，是一条典型的上海石库门弄堂。（树德里内有前后两排砖木结构的楼房，沿马路一排五幢石库门房屋，为望志路100号至108号（今兴业路70号至78号），都是一上一下的单开间房屋，各有一个大门和天井。其中的106号和108号就是李汉俊二哥李书城的寓所。房子1920年夏秋之季才建成，建成不久就被李姓兄弟租下住了进来。外墙青红砖交错，中间镶嵌着白色粉线；乌黑木门搭配一对铜环，庄严而典雅。两幢石库门内部打通，前门通常不开，日常出入的是108号后门，客厅设在106号。）冒着极大风险，李汉俊将寓所的18平方米客厅布置成中共一大的秘密会所。

由于“南陈北李”的缺席，大家推举学生运动的领袖张国焘为大会主席，年轻的毛泽东与周佛海担任记录员。大会上，马林分析世界形势，介绍第三国际的活动概况，说明中共成立的重要性等，滔滔不绝，竟讲到了深夜。（马林体格强健，说起话来往往表现出他那议员型的雄辩家的天才。他坚持自己主张的那股倔强劲，好像要与反对者决斗。十几年后，毛泽东还记忆犹新，说马林“精力充沛，富有口才”；包惠僧也回忆：马林对马克思列宁的学说有精深的素养，声若洪钟，口若悬河，有纵横捭阖的辩才。）第一天，张国焘介绍了大会筹备经过，提出必须制定纲领和实际工作计划。24日第二次会议，各地代表报告工作情况，交流工作经验。25日、26日休会两天，由张国焘、李达、董必武起草供会议讨论的党纲，先行拟出两个草案，再交由李汉俊、刘仁静、周佛海等共同审查。

27日至29日的三天会议，在讨论共产党的基本任务和原则时，与会代表产生了激烈争论。由于代表们各自的文化背景和对马克思主义认识和理解的不同，他们对待孙中山政府的态度、能否在现政府就职、当前共产党人主要目标是着重做学问研究还是积极从事工人运动等问题，均展开充分的论辩。最后，大家归纳出一致意见：中国共产党应确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则，着重理论研究和实际的工人运动，扩大共产党的组织与影响。

（三）从上海望志路到嘉兴南湖。

从7月23日到30日，一共开了6次会议，其实当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见证人，她就是李达的妻子王会悟。王会悟参加了大会的筹备工作。李达和李汉俊负责通知各地代表来京沪参加会议，而食宿、开会地点等后勤事务则由王会悟负责。当时代表居住的博文女校也是她找到校长黄绍兰，以北京大学师生旅行团你的名义，借用的教室。

1921年7月30日晚上，代表开会时，王会悟就在楼下后门门口望风。突然，有个年轻人手里托着湿衣服直奔楼上跑去。王会悟觉得事情有点蹊跷，她也赶忙跑上楼，将情况汇报给了坐在门口附近的翻译杨明斋，杨明斋马上翻译给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听，马林当即宣布休会，匆匆收拾文件撤离。散会不久，法租界巡捕房就开来警车，全副武装的士兵包围了房子，其中几个巡捕冲进李汉俊家，追问他们上午聚会干什么？李汉俊用流利的法语答复说：“上午来了几个教授讨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问题。”巡捕没有抓到把柄，只好悻悻的走了。事后，李达对王会悟竖起了大拇指：“你立了大功！”幸好王会悟报警及时，才让代表得以及时疏散，这样，在开会期间，由于密探的突然闯入，会议必须另选地点。

会议停了两天，代表们提了好几个开会地点的方案，有提议去上海别的地方，有提议去西湖的，但代表们经过分析都认为这些地方虽好，但又害怕太惹人注目而被否决。这时，王会悟想到了自己的家乡，便建议到嘉兴南湖去继续开会。她说：“离我们桐乡不远的嘉兴有个南湖，那个地方不像杭州那样惹人注目，且风景秀丽，我们可以租一只画舫，扮作逛西湖途经嘉兴的游客。”与会者采纳了她的建议，而王会悟就作为具体安排事务的工作人员，成为南湖游船上中共“一大”会议召开时唯一一位非代表成员。

史料显示，党代表们从上海北站坐早班火车到嘉兴，当即由王会悟带领，坐摆渡船到湖心岛，再由小拖梢船接上王会悟预雇的开会游船。代表们以游湖为名，让船主把船泊在离烟雨楼东南方向200米左右僻静的水域，上午11点左右，“一大”南湖会议正式开始。这次参加会议，陈公博因为居住的大东旅馆命案影响没有参加，马林和尼克尔斯是外国人，太惹人注目也没有参加，还有何叔衡提前回了长沙，实际只有11人参加会议。

为了确保会议安全进行，王会悟作了周到细致的安排。她让船主把船撑到离烟雨楼东南方向200米左右比较僻静的水域用篙插住，让代表们在中舱的客堂间里围坐在八仙桌前安心开会。她自己坐在船头望风放哨，充当会议的“哨兵”。为掩人耳目，她还特意准备了一副麻将牌，放在代表们开会的桌上。关于那副麻将牌的情节非常有趣：“一大”代表们上船时，王会悟特意和他们约定，她一敲舱板，他们就得打麻将。代表们在舱中开会和吃饭时，她始终坐在船头放哨，见有其它游船靠近或出现巡逻艇时，就哼起嘉兴小调，用一把纸扇的柄敲敲船板，代表们接到信号就把麻将搓得劈里啪啦地响，有的还“七索”、“八万”地喊着。就连作为午餐预定的酒菜，她也是让船主用拖梢小船送至大船的。

继续着上海30日未能完成的议题，先讨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接着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吃过中饭后，开始讨论《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因意见不能统一，决定“授权仲甫决定”（陈独秀字仲甫）宣言是否发出。